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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華:降低政策調整頻率,保持中長期政策穩定

來源:中誠信     發布時間:2019-05-30     瀏覽量:757
稿件來源:人大國發院

編者按:5月18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中誠信集團創始人、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教授出席論壇并參與論壇研討。本文系根據毛振華論壇發言整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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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處于政策高頻調整期。雖然宏觀經濟政策被理解為以“熨平短期經濟波動”為主要任務,但短期政策調整也必須考慮長期因素的影響,需要在判斷當時所處的經濟增長階段和發展周期的前提下來選擇合適的短期政策。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不僅要考慮短期變量,也需要對長期變量予以充分考慮。

過去十年美國因素多次擾動中國宏觀政策

從目前情況來看,美國因素對我國經濟的沖擊是影響中國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變量。當然,美國因素對中國宏觀政策的干擾或沖擊也不是首次出現。過去十余年,每當我們基本上確定一個政策調整基調的時候,這種擾動就有可能出現。這種擾動,有時候是非美國主動為之的客觀因素導致的,有時候是美國故意挑起的,其中最為重要的兩次擾動即是2008年發端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對中國宏觀政策的沖擊和2018年以來貿易戰對中國防風險、去杠桿進程的干擾。

2008年金融危機前,我國正處于內部的周期性調整階段,結構調整力度有所加大,但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市場化的改革開放路線圖被迫調整,不得已推出了一系列增加負債、擴大投資的經濟刺激政策。在這一系列穩增長政策的帶動下,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導致宏觀風險尤其是債務風險不斷累積,我國從一個低債務國家轉變為高債務國家。

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隨著穩增長政策效果的邊際遞減和風險的不斷累積,我國將宏觀調控的重心轉向了防風險,并逐步確立了穩增長、防風險的雙底線思維,著手解決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積聚的高杠桿等中長期風險。在這個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美國干擾因素再一次出現,中美之間的貿易沖突導致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環境惡化,經濟運行中一些深層次問題集中暴露,對市場信心造成了比較大的沖擊。在此背景下,我國宏觀政策不得不再度進行了調整,對穩增長的關注加大,防風險的力度和節奏有所弱化。

美國因素已成影響中國經濟與政策的長期變量

如果說2008年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并非美國主動為之,而貿易戰則完全是美國主動挑起的。更為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干擾因素不是短期內能消除的,而是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與宏觀政策的長期因素,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將趨于長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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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說美國因素的干擾已經成為一個長期變量?從目前貿易戰的進程來看,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現在只講經濟問題,表面上表示我們做出讓步他們就不再針對中國,但從副總統彭斯等“鷹派”政客的一系列表態來看,美國現在已經在政治、軍事、外交、科技、文化等領域與中國展開了一場世紀型、多維度的競爭,要跟我們打“世紀戰爭”,這是美國基本上已確定的對中國的政策基調,對我們來說這個躲避不了。事實上,我們不讓步美國會針對中國,讓步也會針對中國。貿易戰只不過是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前哨戰”,美國試圖通過這一“前哨戰”從中國撈取短期好處,但撈取了好處也不改變美國后續跟中國先“脫鉤”、再決戰的策略。同時,美國還試圖通過貿易戰挑撥中國的國際關系——通過迫使中國購買美國產品,使中國減少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合約,從而損害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貿關系,讓中國的外部環境進一步惡化。這當然是個大陰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貿易戰對我們是個超級問題,不是簡單的算個賬的問題。

總而言之,美國對發動貿易戰早有預案,而中國也做好了持久應對貿易戰的準備,中美之間貿易沖突的局勢可能會維持比較長時間,沖突領域還有可能會進一步擴大,甚至演化成“新冷戰”。所謂“新冷戰”,即是美國拉攏他的盟國,包括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并形成北美聯盟,這些發達國家聚合在一起,發起對中國在經濟、貿易、外交等領域的封鎖。

面對雙重壓力保持宏觀政策中長期穩定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內外雙重壓力:一方面,美國因素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與政策調整的長期變量,外部不確定性上升;另一方面,國內經濟依然存在債務風險高企等結構性問題。在外有貿易戰、內有結構性風險的背景下,我們該如何應對?

首先,要理性應對貿易戰,化解以彭斯為代表的美國“鷹派”政客試圖使美國與中國關系全面“脫鉤”、將中國拉入“新冷戰”的意圖。雖然中國已經做好了應對持久貿易戰的準備,同時也不懼怕任何形勢的外部挑戰,但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下,中美之間保持適當的政治經濟聯系、保留相互接觸的窗口依然是非常必要的。這與上世紀50年代毛主席放棄解放金門、馬祖,為兩岸接觸、對話提供“抓手”是一個道理。雖然短期內美國對華政策基調難以出現根本改變,但確保雙方在各領域的適度往來可以為將來雙方關系迎來轉機提供一線生機。因此,我們需要理性應對貿易戰,在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基礎上,也可以適當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作一些調整,避免落入美國“鷹派”政客所期待的中美雙方“新冷戰”的陷阱。

其次,在對內政策上,無論外部沖擊如何,宏觀政策要保持中長期穩定,減少短期調整頻率,集中精力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當前我國的宏觀政策工具存在過度著眼于短期波動的現象,經濟政策的長期性、連續性不足。我們要更著眼于中國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在穩增長同時更積極地采取措施逐步化解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風險。宏觀風險的化解不能僅僅寄希望于時間,而是必須依靠政策、依靠切實的行動。在具體政策上,我們要提高政策導向和政策工具的可預期性,政府通過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對市場各個部門提供更多的穩定性政策支持,減少由于個別事件所引起的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大幅調整。從當前來看,較為可行的政策選擇是穩健或者穩健偏緊的貨幣政策和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搭配。目前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仍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甚至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大力開展基建投資,但一些地方政府由于財政收支的壓力并沒有將尾款支付給承建工程的民營企業,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民營企業的債務風險,而民營企業的債務風險通過企業互保、銀企合作等鏈條向其他企業乃至金融體系傳導,極大地加劇了金融風險。如果加大財政政策力度解決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將在很大程度上緩釋由于地方政府欠債而引發的一系列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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